据《劳动报》报道，美国曾经有一项调查发现，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投入，可以替代政府在司法、医疗等方面的支出。简而言之，让低收入者在居住上有了保障，那么犯罪就会减少，卫生状况就会得到改善。所以，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投入，从综合效应来看是值得的。

　　对于上海目前存在的服务业蓝领居住难的情况，其实也是需要政府“投入”来解决，但是这种投入绝对不是政府本身投钱进行房地产开发，而是搭建好政策的框架。

　　我们在美国纽约考察时发现一个住宅社区，其50%的单元按照政府的要求“控制租金”，以出租给低收入者。这个住宅社区并不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，而是属于一个私人业主。那么有人会问，是什么让这个业主牺牲经济利益呢？结果调查发现，政府给予了这个业主一系列的政策“红利”，比如说税收的减免、免息贷款、土地开发权转让范围的扩大等，综合这些“福利”，私人业主才心甘情愿地以较低的租金出租房屋。

　　以往谈到保障住房、解决低收入者的居住，我们往往想到或者率先提起的是“让政府出资开发”。事实上，政府主导的效率并不高，而且也只有像中国香港、新加坡这样较小的区域适合建造“公屋”、“组屋”以出租给低收入者。上海拥有人口规模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，并且流动性强、管理难度大，是不适合套用他们模式的。

　　所以在上海，发展住房租赁是一种“更高级”的解决方法，可以迅速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状况，其中就包括服务业蓝领群体。

　　具体做法：促进各类存量房屋转化为租赁住房；可否向住房租赁投资经营企业提供税收、行政审批等方面的优惠和便利，对于各类租赁住房的投资经营企业，将房屋及相关固定资产的折旧费、维修费、物业费、投资利息等经营费用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基扣除项目；对于利用存量工业厂房、经济酒店等原非住宅用房改建长租租赁住房的，可否考虑提供政策配套：如调整其水电等公用事业费收费标准，向普通居民住宅标准看齐。